美国教育学家莎莉·路易斯在她的作品《唤醒孩子的才华》中写道：“两年前，有人研究哪些因素促使孩子在学习能力倾向测试上得高分。智商、社会条件、经济地位都不及一个更微妙的因素重要，那就是，得高分的所有孩子都经常与父母一起吃晚饭。”
在一天的劳作结束之后，白天分散各处的一家人重新相聚在一起，面对一桌美味佳肴。这是日常生活中每天都拥有的一段节日般的时光，是创造松弛平等愉悦的谈话氛围的最好时机。
餐桌边，每个人都谈谈自己一天的经历、见闻和感想。爸爸妈妈遇到的绝大部分问题都没有必要避着孩子进行，让孩子了解家里的经济情况、投资打算，商量家庭旅行计划……孩子作为家庭的一分子，有必要了解这个家庭的一切面貌。他也因此从小就明白自己对家庭该负起的职责与担当，在这个前提下他会帮助自己成长，做出选择。
讲讲自己正在读的书或者看过的电影，今天发生的新闻或者一个很好笑的笑话。餐桌上的话题可能来自报纸上的一篇报道，或者工作中的一件事，或者你与朋友的一次谈话。谈话就是生活视野与思维方式的展示，从爸爸妈妈讲述的工作内容与方式中，孩子自然而然了解到社会与职业上的一些事情。
餐桌对话是最好的心灵教育
从若干年前开始，我非常惊讶地了解到，现在许多中国家庭已经很少在一起吃晚饭了。生活节奏加快，生存发展的压力，使得一家人齐聚在餐桌前也变成一种奢望。似乎，社交生活比家庭晚餐更重要，公务应酬比家庭晚餐更重要。
有时候想想，有一天人生走到尽头，回忆起生命中真正的快乐，是升了一级职，签了一张单，赚了一笔钱……还是与家人、孩子在一起时那些温情的细节、平凡却温馨的分分秒秒？
前美驻华大使洪博培说过：“我最后的目标是做一个称职的爸爸，不然其他一切都没有意义。”
如果中国男人，什么时候把家庭幸福也视为人生的一种成功，甚至最重要的成功，也许孩子的教育问题，就不是问题了。
我们家是一个习惯于一起吃晚餐的家庭。曾经在一本书中我写过：“相爱的人就是要在一起吃饭，吃很多很多顿饭。”在儿童小说《放慢脚步去长大》中，许多有趣的细节、故事都出自我家的餐桌。
我记得我们家的许多细小的趣事。比如，吃饭的时候，秋秋吃一口就把嘴凑到坐在她身旁的父亲裸露的胳膊上，使劲哈气。
“你这是干吗？”秋爸问。
“啊，好辣，我要把辣传给你的胳膊。”秋秋继续哈气。
秋爸就用另一只手扇着他的胳膊，嘴里叫着：“好辣！好辣！”他顺手拿起一支圆珠笔，在胳膊那处画了一只伸出来的舌头，表示那儿辣得简直受不了，舌头在拼命喘气。
有一次饭桌上有一样海带丝，深绿的颜色，切成整齐的长条。秋秋说，哇，这好像电影胶片。她夹了一筷海带放进嘴里，嚼完咽下后突然对我大张开嘴，一边问：“你从我嘴里看到什么了？”
我纳闷：“看到什么了？还不是舌头、牙齿、口腔。”她失望地闭上嘴，抱怨道：“这电影胶片真奇怪，居然放不出电影来。”
这些对话都没有什么微言大义。我说“餐桌对话是最好的心灵教育”，但不意味着我们要在每场谈话中都去贯彻“教育意义”。家庭对话是种心灵养护，重在气氛。
谈话变成教导，再短也嫌长
在我的谈话中也有很失败的情况。秋秋小学六年级开始就决定以后要出国读大学，但是她并不那么喜欢学英语。我担心她出国后的语言能力，总是有空就唠叨：“你要看英语啊，你要看英语啊……”
有一天，当我又说：“你要看英语啊！”秋秋激烈地回答我：“我本来是想着我该看英语了，可是被你这么一说，我就再也不想看了！”
唉，有时妈妈们苦口婆心的教导之言真的像巫婆的咒语，总是让情况往希望的反面走。事情就是这样，人本能地抗拒别人强迫他做的事情，哪怕这件事原本是他想做的。
家庭是温馨松弛的场所，训诫越少越好。
如果每句话都暗藏了一个教育的目的，总是试图要传递灌输点道理到孩子耳朵里，这种谈话一定令人望而生畏。那种不间断的唠叨，你这儿没做好，你那儿犯了错；不许这样，不准那个；你应该这样，不应该那样……这种不是谈话，它是说教和训诫。这种谈话不光不能拉近心灵，增进了解，只会把孩子越推越远，令他厌烦、疲倦和麻木。训导当中含有指责，人面对指责，第一本能是防卫，就像刺猬竖起它们的刺。这时候孩子很难真正去理解指责中的含义。
谈话再多也不嫌多，谈话变成教导，再短也嫌长。我们一定要记住的一点是，孩子在情感上的体验与成人是一致的。如果连篇累牍的教育训诫让你不耐和反感，孩子也是同样。
愉快的相处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。如果我们对教育二字的理解能够更加宽泛和松弛，如果我们能够相信孩子们不是时时刻刻都需要教育，如果我们能认为相比教育，陪伴更加重要，或者说陪伴就是最好的教育，那该多好啊！
没有心灵的贴近，又如何施加教育的影响力？在我小时候，我妈妈为了能全天候地照应我们姐弟三个，付出了巨大代价：放弃车辆调度员的工作，当了一名加油员。原因是车辆调度员必须坐班，而加油员只需随叫随到。本来她可以更体面地坐在办公室里工作，也不用在深更半夜被要求加油的汽车喇叭唤醒，但是她需要照顾三个孩子，需要有更多自由时间待在家里从事一份名为“母亲”的工作。我要说，那的确是一份重荷，她为此牺牲甚多。
我受妈妈影响至深。从小她就对我们说一切事情：她家庭的历史、自身的遭际、外公外婆舅舅们的故事、她身居各行各业的女朋友们、家里的经济状况、家庭计划、她对我们的希望……在我长大的过程中，她全身心参与到我的成长中来，也把我拉入她的生活。
在那个没有电视机的年代，寒冬的夜晚我们家常会聚集许多人：左邻右舍、妈妈的女朋友们、汽运队的司机或者修理工……都在我家听我妈妈讲故事。《梅花党》、《绿色尸体》、《一双绣花鞋》或者藏藏掖掖的禁书《第二次握手》、《青春之歌》，都是这样一本本讲过来的。我的童年萦绕着冬天的炉火、氤氲的人气、妈妈讲故事的声音、逐渐降临的抵挡不住的睡意……许多夜晚，我就在对这睡意的抗拒中沉沉睡去。
直到现在，漫长的交谈依然是我和妈妈之间交往的模式。不通过交谈人们的心灵如何才能靠近呢？没有心灵的贴近又如何去施加教育的影响力呢？我们只能被我们所爱的人影响。
妈妈从来没有刻意地要教育我，但是，在家里讲的每一件事对一个孩子其实都构成教育的机会。正如著名语言教育家玛格丽特·米克所言：“谈话，构成我们童年最早的记忆……从孩提时代听过的谈话中，我们继承了讲述自己感觉的方法，继承了我们认为举足轻重的价值观念，继承了我们所信仰的真理。”
